中国药店－山西疫苗乱象等引信任危机家长拒打疫苗

　　防疫系统：从公益机构到“有偿服务”

　　我国公共卫生的防疫系统，过去称防疫站，非典之后，逐渐改称“疾控中心”。“无论名头如何，作为预防医学的重要实施部门，防疫机构都应该是公益事业，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就应该是‘花钱买平安’。”

　　在广东卫生界，许锐恒被称“老防疫”。早在1965年，他就进入广东省广宁县卫生防疫站成为一名医师。这一干，就是14年。

　　在他眼里，这段时期的公共卫生行业与今日有天壤之别。“那时经济水平不怎么样，工资都不多，但是我们的待遇不差。”虽然只是一个医生，但是许锐恒有着和县委书记一致的工资水平。“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受重视，是因为此时正处于中国计划免疫工作的肇始阶段。成千上万像许锐恒这样的医科生，如星火燎原般被派到各个省、市、县、村的防疫站一线。为了迅速提高人口素质，全国上下一致，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广疫苗接种。由于带有强烈的计划色彩，因此称为“计划免疫”。在此期间，中国的计划免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比如比全世界宣布消灭天花提早了16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

　　1987年至1988年，在天津医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的许锐恒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他到了美国做访问学者。恰在此时，中国的防疫系统悄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奏。

　　1988年3月，卫生部、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共同下发《全国卫生防疫防治机构收费暂行办法》。明确提出，“适应社会对卫生防疫防治工作需求不断扩大的新情况，加强卫生防疫防治专业机构的经济管理，组织合理的收入，提高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特制订本办法。”从此时开始，防疫部门被批准可以开展“有偿服务”。

　　在许锐恒的印象中，随后顺理成章地，本来一直是国家统一免费提供的疫苗出现了“一类”和“二类”之分，这种分类一直沿用至今。

　　到今日，我国对现有疫苗按照是否收费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也就是说，一类疫苗的费用由国家支付，二类疫苗则由家长“埋单”。

　　在很多“老防疫”人员的眼里，收费疫苗的出现可谓我国防疫工作的一个“分水岭”。而在1996年重回防疫系统的许锐恒看来，最直观的感受是“防疫站工作人员的奖金比过去多了很多，到了本世纪初，奖金甚至超过了工资。”

　　利益链一日不断安全事件一日不停

　　从免费到收费，国家的体制改革初衷是看到了经济水平的提高，想通过市场力量来调动各级防疫系统疫苗接种的积极性。但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防疫系统内部发生着潜在的变化。奖金从什么地方来？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很快发现，收费疫苗是个不错的来源。

　　狂犬病疫苗是最早的二类疫苗，“利润空间太大了。”作为行内人，许锐恒忍不住感慨。

　　“一个很明显的现实是，从公共卫生研究角度而言，对于控制狂犬病的发病，最重要的是控制野生动物的卫生安全，从源头上做工作；但推广疫苗显然将带来极高的经济利益，因此公众被灌输得更多的观念是打疫苗。”

　　“而且狂犬病疫苗的质量问题很难被发现，比如100个人被狗咬了以后去注射狂犬病疫苗，但是可能其中99条狗以上都是健康的，所以即使他不注射这个疫苗，也不会发病；由于几率低，即使这个疫苗是假、无效的，也很难被发现。”在许锐恒看来，制造假疫苗的成本太低，这是一个巨大隐患。

　　与此同时，一条连接防疫系统、疫苗生产厂家、经销商的利益链因为具有土壤而开始衍生。“防疫站内部的潜规则太多了，据我所知，不少防疫站本身就在生产疫苗的厂家中占有股份。”

　　在近日的山西疫苗事件中，来自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组的通报认为，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在疫苗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如未经批准并违反技术规程在部分疫苗包装上加贴标签，下发的免疫方案涉及具体疫苗生产企业和疫苗批发企业等。

　　而在2006年爆发的罗耀星一案中，人们也充分见识了这种利益链的夸张程度——据检察机关调查和法院审理认定，2001年7月至2006年4月间，罗耀星利用其负责全面工作和主管全省疫苗的推广、订购、审核疫苗款的支付、参与决定全省所需疫苗的种类和价格等职务上的便利，收受疫苗经销商所送的贿赂共计1118.5万元之多。该案只是广东省疾控中心受贿“窝案”中的第一宗，这一腐败窝案涉案10件10人，涉案金额高达2242万元。

山西疫苗乱象等引信任危机家长拒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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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疫苗乱象等引信任危机 家长拒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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